1912年后军阀混战打了多少年
1912年清帝退位后，大地曾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直到1931年“”爆发之后，迫于外部压力这才得以缓解，其中尤以1916年袁世凯去世至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之间这段最为混乱，十二年间竟然更换了多达十五任国家元首。那么，在此期间，一共爆发了多少场军阀战争呢？我们来简单盘点一下：
护国战争：1915年12月25日至1916年7月14日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在清廷、袁世凯、南京临时的博弈和妥协之下，清帝宣布退位，南京临时则《清室优待条件》保障其基本利益，袁世凯则就任中华临时大总统，大地开始进入北洋统治时期，袁世凯则是北洋的第一任国家元首。
然而，袁世凯上台之后便开始对中华临时进行改组，并从1915年开始筹备恢复帝制，并于同年12月12日实施，宣布复辟封建帝制，并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建立“”，废除纪元。
袁世凯的复辟迅速遭到了举国反对，南方将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同时出兵讨袁，其中蔡锷率领第一军进攻四川，李军烈率领第二军入广西、广东，都督府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则率兵驻守云南，同时令都督府左参赞戴戡率一部兵力入贵州策动起义。面对护，袁世凯则发动北洋军和川、湘、粤等省共约8万人，分别从川、湘、桂三路攻滇。
到1916年3月，袁世凯的北洋军因作战不力，再加上外交接连遭受挫折，撤销帝制，但仍居大总统之位、同年5月，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眼看局势不可逆转，袁世凯于6月6日忧愤而死，护国运动取得胜利。
注：护国运动严格意义上并不算军阀混战，但这场战争却就此导致进入了军阀割据时期，拉开了军阀混战的序幕，因而将其列入。
战争：1917年7月至1918年5月21日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后与中央掌权的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入京调停的张勋发动复辟，却很快被段祺瑞击败，而段祺瑞则以“功臣”自居，以国务总理职位执掌大权（这一时期又与第三任国家元首冯国璋爆发了新的府院之争）。
段祺瑞执掌大权之后，不仅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中华国会，而且还意图以武力统一南方军阀。于是，于1917年7月17日抵达广州的，呼吁各界为而斗争。在的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参加，并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组织大纲》，决定成立中华民，选举为军海陆军大元帅。
1917年8月，任中华民大元帅，随即段祺瑞的战争拉开帷幕。彼时，南方军阀对于段祺瑞早已不满，于是纷纷响应“”。不过，这些军阀名为“”，实际不过是借助这个名义扩张势力罢了，例如控制两广、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趁机向湖南扩张；又如控制滇、黔，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趁机向四川扩张。
正如前文所说，南方军阀虽然以“”名义发动北伐，但其实只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因此内部并不团结，因而在北洋军的之下，北伐军接连受挫。1918年5月，辞职，战争失败。
第二次运动：1921年4月至1922年6月
辞职之后，军领导权落入以桂系为首的西南实力派手中，后桂系和滇系发生内讧，则扶持驻闽南的粤军陈炯明部返回广东，于1920年10月占领广州，将桂系赶回了广西。11月，新返回广州，重组军，同时发动第二次运动。
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议选举为非常大总统，以陈炯明为军陆军部长、内务部长。同年6月，广东军发动粤桂战争，打败桂系，统一广西。次年3月15日，在桂林誓师，计划由桂入湘北伐。
然而，就在正在积极谋划北伐之际，陈炯明却与湖南军阀赵恒惕结成反孙联盟，了拥护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并囚禁了廖仲恺，迫使回师广东。1922年5月，由广东进攻江西，北伐直系。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从前线返回广州时，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史称“六一六”。避入永丰舰（后改称中山舰），8月到上海，第二次运动失败。
直皖战争：1920年7月14日至同年7月19日
前文说过，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爆发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北洋就此分化为冯国璋的直系和段祺瑞的皖系，双方矛盾极为尖锐。之后，段祺瑞通过操作“安福国会”，以徐世昌取代冯国璋成为总统。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继承直系军阀头领，直皖之争逐渐尖锐化。
曹锟上台之后，在他的积极串联之下，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吴佩孚也于5月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段祺瑞则秘密召开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于北京附近布防，并强迫徐世昌宣布了惩办曹锟、吴佩孚等人的命令。
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直皖战争拉开序幕。然而，开战之后，皖系东、西两路迅速溃败，段祺瑞无奈之下于1920年7月18日向徐世昌请求下令停战。
这次直皖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7月19日，段祺瑞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
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4月10日至同年6月18日
直皖战争之后，直奉凉席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奉系张作霖推荐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梁士诒与仔细关系本就不好，奉系又借梁士诒支配中央的财政交通，这引起了直系的极大不满。于是吴佩孚通电揭露梁士诒丑行，梁士诒遂于1922年1月25日离京。
直奉翻脸之后，张作霖决议直系，双方于1922年4月29日，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混战，吴佩孚亲到前线督战，令主力在炮兵掩护下迂回到奉军的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奉军腹背受敌。5月4日，奉系第16师临阵倒戈，暂编1师也退出丰台，奉系西线全面崩溃。
之后，吴佩孚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指挥直系且战且退，之后对进入伏击圈的奉系发动猛攻，结果奉系的东线也就此崩溃。虽然由张学良率领的奉系第二梯队战斗力较强，打退了吴佩孚的进攻，但由于奉系整体败局已定，他也只好率领有序撤退。
最终，此战以奉系惨败告终，总统徐世昌则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6月18日，直奉两方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签订了停战条约，以榆关（山海关）为两军分界线，奉军撤出关外，直军也大部分撤回原防，第一次直奉战争宣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至10月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开始全面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曹锟则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与此同时，退回关外的张作霖也不甘心失败，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与段祺瑞、建立了“反直”同盟。
△直奉之战后，张作霖扩军备战
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之间爆发战争，张作霖随即通电谴责曹锟、吴佩孚，并以援助卢永祥为名，于9月15日命15万奉军分路向榆关(即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而曹锟也于9月17日发布讨张令，以吴佩孚、王承斌、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等率军20万依托长城组织防御。
战争爆发之后，战局极为胶着，但冯玉祥由于吴佩孚对自己的仇视和排挤，对曹锟和吴佩孚早已不满，早已经谋划着对付曹、吴二人，而第二次直奉战争无疑给了他这个机会，于是冯玉祥于10月24日突然发动“北京”，战场形势就此大变，直军纷纷溃退。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的战败结束，张作霖、冯玉祥等随后在天津曹家花园召开会议，决议成立中华执与善后会议以取代国会，并推段祺瑞为“中华临时执政”，统总统与总理之职，之后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反奉战争：1925年10月至1926年6月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派遣11个师进占直隶、山东、江苏等地，控制京奉铁路和津浦铁路全线，并胁迫北洋任命奉军将领李景林、张宗昌、姜登选、杨宇霆分别为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军务督办，严重威胁到了其他地方军阀。于是，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接连爆发了多场反奉战争。
1、浙奉战争。1925年10月8日，直系军阀、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在联络浙、闽、苏、皖、赣等地方军阀，组成五省联盟共同奉系，并于10月15日正式开战。此战奉系最终战败，势力北撤至山东，浙苏皖联军占领徐州。
2、国松岭反奉战争。浙奉战争爆发后，郭松龄于同年11月在滦州起兵，杀害姜登选，发表反奉宣言，意图张作霖统治，冯玉祥也随之通电讨奉。奉军虽然初战失利，但在日本军政两界的干涉之下，郭松龄兵败被杀、曝尸奉天。
3、国奉战争。郭松龄反奉之后，冯玉祥与其签订《郭冯密约》，联合倒奉，但由于日本的干涉，郭松龄兵败被杀，反奉宣告失败。1926年6月，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又联手向冯玉祥发动进攻，山西阎锡山也趁机发兵，冯玉祥的国民军最终战败，退往西北地区，冯玉祥宣告下野。
北伐战争：1926年7月9日至1928年12月29日
就在北方反奉战争打的热火朝天之际，成立于1925年7月1日的广东革命，已经通过东征和南征取得了稳固的根据地，开始积极谋划北伐。1926年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国民革命军自广东起兵之后，吴佩孚还在和张作霖猛揍冯玉祥，一看后院起火，连忙回军抵御，可匆忙回师的吴佩孚哪里顶得住，接连遭受战败之下，连忙请孙传芳出手，孙传芳对于吴佩孚联手张作霖本就不满，又想着坐收渔利，哪里肯出手。直到吴佩孚从两湖败退河南，北伐军于9月进抵江西，孙传芳这才出兵迎战，结果也是惨遭战败。
战败之后，孙传芳再度与奉系合作，然而依旧无法抵御北伐军的进攻。之后，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下野，北伐战争第一阶段就此结束。此战，吴佩孚和孙传芳基本被消灭，张作霖也遭遇重创。
1928年1月，蒋中正被恢复了北伐军总司令职务，之后再联合冯玉祥、阎锡山之后，蒋中正于4月7日在徐州誓师北伐，北伐战争第二阶段开始。面对北伐军的进攻，奉系全面崩溃，张作霖于6月发表声明退出北京，但随后被炸死于皇姑屯。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面对当时岌岌可危的形势，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6日宣布“东北易帜”，北洋时期至此终结，全国上下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中原大战：1930年5月初至11月4日
北伐成功之后，全国上下其实仅仅实现了形势上的统一，当时的形势与此前的军阀割据形势别无二致，只是以新军阀取代了旧军阀而已。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后国民势必进行整合，然而这种整合难免得罪各派军阀，内部矛盾开始滋生。
之后，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右倾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意图领导南京国民，中原大战就此爆发。
彼时，反蒋军的战略是：阎锡山自津浦路南下，冯玉祥自陇海路东进，谋取徐州，李宗仁则向湖南进兵，威胁武汉。战争初期，反蒋联军在南北战场均取得主控权，获得大部战役的胜利， 6月下旬攻陷济南。7月下旬，作战重心由陇海线转向津浦线，战场形势亦急转直下；8月15日，蒋军克复济南 ，晋军退往黄河北岸。
这场战争持续长达近七个月，双方投入兵力逾百万，战线绵延数千里，最终以的胜利告终，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维持了全国上下的基本统一形势。
中原大战之后，日军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迫于外界压力，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就此结束。不过，大规模的军阀战争虽然没有发生，但地方军阀的小规模战争仍然时有发生，例如四川军阀内战。
此外，以上仅是直接影响国家交替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至于一些仅仅影响地方势力变化的军阀战争，则并未被列入其中，例如1920年的川滇战争，又如1927年的粤桂战争等等。
PS：由于个人知识有限，如有遗漏，万望海涵。
朱棣到死之前找到建文帝了吗
找到了，这个《明史》里有明确的记载。
这份记载见于《明史·胡濙传》：
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也就是说，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朱棣北伐，去打阿鲁台，大军驻扎在宣府的时候，
专门负责在海内找寻建文帝下落的胡濙请见。
而已经睡着的朱棣一听是胡濙来见，
觉也不睡了，赶紧起床召见胡濙。
可见朱允炆的下落一直是放在朱棣心中的头等大事。
并且，两人一直谈到“漏下四鼓”也就是后半夜两点左右，胡濙才告辞出来。
如果没有找到建文帝的话，朱棣不会“疑始释”。
您先别着急说《明史》是清朝人所写，所以可信度比较低。
不过，《明史》确实有从《明史稿》向《明史》过渡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关于朱允炆的生死，第一版的《明史稿》和《明史》也确实不一样。
《明史》从确定朱允炆已经殉国，到朱允炆有可能的变化及其原因。
咱们熟悉的《明史》是张廷玉主编的版本。
其实在这之前，《明史》的总裁官是康熙年间的王鸿绪。
只不过，中间发生了些事情，王鸿绪在康熙四被贬官的时候，
把《明史》的书稿悄没声地带回了家里。
成稿之后，献给了康熙，王鸿绪也因此再次被起复。
这就是所谓的《明史稿》。
这一版本的明史，对建文帝生死的描述很简单而斩钉截铁。
就是李景隆打开了南京城的金川门，迎接了燕王朱棣，
得知消息的宫中随即起火，建文帝和马皇后“崩”。
那为什么最终版的《明史》又变成了“帝不知所终呢”？
甚至还对细节进行了描述：
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也就是说，这次明史的修订，给出了燕王朱棣也可能知道火中的尸体有可能并不是建文帝朱允炆这种说法。
接下来的描述更是有传奇色彩：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就是说，有种说法是建文帝朱允炆从宫中的地道逃跑了。
为什么两个版本的《明史》差距这么大？
看看两个版本的明史成书的时间，我们就知道了。
第一个版本的明史完书于康熙年间，那时清人刚刚入关不久。
顺治帝刚入关的时候，甚至还有前明的五个割据。
到吴三桂杀死永历帝之后，前明的割据没有了，
那怎么办？总得师出有名吧？
于是就有了朱三太子。
朱三太子影视化形象
康熙年间，有十多起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反清复明的案件。
所以，此时的《明史》编纂者王鸿绪，应该是为清朝的统治服务，
用朱允炆确实在南京城破的时候已经驾崩这样的前明故事，
来告诉那些尚且心怀前明的人，
明朝，已经亡了，明王室没人了，别再折腾了。
第二版的《明史》则是在乾隆年间开始重新修订。
此时清朝入关已久，统治趋于稳定。
所以，乾隆本人甚至亲自下诏：
宋太祖之斧声烛影、明惠宗逊国出亡等事，异说滋多，尤当剖晰是非，以昭定论。
那么，清朝人又是根据什么知道建文帝之生死有可疑之处呢？
这当然是根据前明的史料得来的。
明朝人自己对建文帝的生死和之后的下落，
态度也有着很大的变化。
明史殊的名词：革除年间。
咱们都知道朱棣攻下南京城之后，
直接下令取消建文帝的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
也就是说朱元璋的洪武三十一年又被朱棣人为续了四年的寿命。
建文朝的事就等于在当时的明史中没了。
在朱棣一朝中，称呼建文帝直接以名字“朱允炆”呼之。
这在连写个文章起个名都要避讳君王名字的时代，可以说是对建文帝的公开羞辱。
那提到建文朝该怎么办呢，
这段时期，被记载为一个特殊的名词：革除年间。
但是，朱棣不让别人讨论朱允炆的事，他自己对朱允炆的下落确实是很关心的。
之所以让咱们后人感觉到迷雾重重各种猜测。
是因为朱棣虽然很关切这件事，却又不能让纪纲等人明目张胆地搜山寻海去找建文帝。
因为首先是他的“靖难之役”这个“靖难”本身就站不住脚。
朱允炆又是朱元璋自己指定的继承人，说来说去朱棣都难逃篡逆之名。
那就只能让建文帝“崩”，然后自己再悄悄去找他。
至少得比那些建文遗臣要更早地找到他，免得被那些人利用来动摇他的统治。
于是，我们在《明史·姚广孝传》就看到了僧道衍临终时要求释放僧溥洽的故事。
姚广孝在永乐十六年，感觉自己命不久矣。
于是从南京赶到北京觐见朱棣。
君臣相见，“语甚欢”，
朱棣还赐给姚广孝一个金唾壶，大概就是一个铜痰盂吧。
朱棣问姚广孝还有什么要求。
姚广孝说：僧溥洽已经关押很久了，请您放了他吧。
朱棣的主录僧是姚广孝，
而朱允炆的主录僧就是这位溥洽。
都是当年朱元璋安排到自己的子孙身边的僧人。
而当年就有传闻说，朱允炆是剃秃了头，伪装成僧人逃跑的。
溥洽就是知情者，而且朱允炆还曾在溥洽处藏匿了一段时间。
所以朱棣在当年就找了个借口，把溥洽关押了起来。
这一关，就是十几年过去了。
这次姚广孝为溥洽求情，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朱棣就答应了他的请求，释放了溥洽。
姚广孝心愿已了，不久就去世了。
关于朱允炆化妆成僧人逃走，正德年间的礼部右侍郎黄佐所著《革除遗事节本》中有述：
说建文帝刚刚出生的时候，朱元璋看这孩子“顶颅颇偏”，
就是朱允炆头型不太正。
所以朱元璋认为这孩子未来估计难得善终。
就给朱允炆准备了全套的剃发工具放到一个盒子里。
并对朱允炆说：你一定会遇到跨不过去的坎，到时候，就打开这个盒子吧。
所以，朱允炆在南京城破的时候，就伪作僧人逃跑了。
这个记载，在影视剧《大明风华》展示过。
这份记载值得注意的有一点，那就是对建文帝的称呼，
已经改成了建文君。
这事多亏了明仁宗朱高炽。
朱高炽虽然在位不足一年，但是他在撰写《大明神功圣德碑》的时候，
把建文帝的称呼，由直呼朱允炆改成了建文君。
朱棣主持修撰的《奉天靖难记》中一直把建文君臣称呼为“贼”，
朱高炽则改了一个比较中性客观的称呼：敌。
并且，大赦建文遗臣，给还田地。
还给方孝孺正了名，称呼其为“忠臣”。
但也不好太驳老爹朱棣的面子，用的理由是：
方孝孺辈皆忠臣，宜有传。不书则何以示劝？
意思是，之所以要给方孝孺等正名并立传是为了警诫后人。
免得后世子孙再犯同样的错误。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仁宗朱高炽这一改口。
朱棣亲自选的“好太孙”，明宣宗朱瞻基就好办了。
朱瞻基主政期间修撰的《太宗实录》，就把朱允炆的称呼改为了：“建文君”。
这样，在官修史上，朱允炆算是恢复了身份。
但是年号还是没有，实录更是别想，宣宗的步子不敢迈得这么大。
毕竟，涉及朱棣是否得位不正的问题。
所以，从正德年间开始，民间所修的私史，
对建文期间的事情才开始慢慢地有了记载。
对建文帝的去向，也就有了多种说法。
当然，最盛行的就是建文帝化妆成僧人逃跑。
以至于正统五年，也就是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期间，
竟然有个叫杨行祥的人打扮成高僧的样子冒充建文帝。
可见，建文剃发为僧一说，在民间至为盛行。
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继位之初给建文帝诸臣正名的诏书则更引发了各种说法。
万历继位的第二个月，上谕：
革除间被罪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死无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储养忠臣义士。
这下子不得了，万历一松口，
《万历野获编》所记载的《传信录》竟然有了明宣宗朱瞻基是朱允炆的儿子这样的说法。
民间野史的说法繁杂的由来，正是由于万历年间彻底放宽了对建文帝诸事的限制。
万历二十三年，万历皇帝直接下诏：
恢复建文年间的年号，但是建文帝的事，不单独列本纪，而是附在朱元璋本纪的后面。
解决朱棣子孙朱棣得位不正心结的人，
是万历年间的礼科给事中杨天民。
他在奏折中是这样说的：
成祖之嗣服也以戡乱，建文之出亡也以逊国。《明神宗实录》
就是说，成祖靖难师出有名，而建文帝是觉得自己确实干不了大明的明君，所以“逊让”了。
这把钥匙终于打开了朱棣身上的那道锁。
杨天民的奏折，
同时也说明了明朝的官修史，在万历年间，已经不避讳谈到建文帝当年生死未知，
“出亡”也是一种可能。
所以，清人最终版的《明史》，是有据可查的，对建文帝下落的描述，应该是可信的。
也就是说，《明史·胡濙传》的记载是可信的。
朱棣在永乐二十一年已经知道了建文帝的下落。
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在征伐完阿鲁台回军的途中驾崩。
换句话说，咱们可以根据明史的记载，说朱棣在死之前找到了建文帝，
至少是知道了建文帝的下落。
宋辽签订渊之盟，30万岁币换来百年和平到底值不值
先说答案吧，一个字值，两个字真值，三个字太值了！
别看广告，看疗效
渊之盟以后，宋辽约为兄弟治国，开放贸易，使者往来不断，保持了上百年的和平。整个北方“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干戈”。
这可能是历史上保持和平时间最长的时间了，往前追、往后找，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和平岁月。要知道战争的残酷性，血流成河，肝脑涂地，百姓生于乱世，连猪狗都不如。所以有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说法。
宋朝能否有更好的结果，比如打败辽国收复燕云十六州？
渊之盟前，宋国一直致力于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华夏统一，辽国将燕云十六州视为赋税重地，不肯放手。宋辽双方，从宋太祖开始到宋太宗时期，已经打过近20年的仗，互有胜负，却谁也消灭不了谁，因此和平是理性的选择。
其实双方也都清楚，但都嘴硬，不肯松口。宋太宗亲征辽国，结果中箭坐着驴车逃回来，已经气短了，最后也是因为这个箭伤导致丧命的。
宋真宗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没有多大把握，但也不能说不努力了。虽然十六州不是北宋丢的，但传统意义上，只有实现了华夏大一统，才能成为万众归心的皇帝，作为北宋皇帝有责任收复燕云十六州，否则难以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
而辽国，在于宋朝的交战中也损失惨重，还被宋国夺去了瓦桥关南的十个县。这十个县也属于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但来自晋国割让已属辽国多年，不能平白无故的被宋朝夺走。
辽国萧太后和主将萧挞凛这次聚焦大军二十万进攻宋国，借口也是要收回这十个县，这说明辽国不愿意和平，至少当时不愿意和平。
但辽军虽然攻下了几个州县，而且非常神走位的到了檀州（濮阳），过了黄河就到开封，威胁到了宋朝首都的 安全。但在军事上，属于是孤军深入，辽军背后还有十万以上的宋军，宋国只要坚壁清野，扼守要塞，辽军一旦不胜，恐怕回都回不去。
要知道宋军前几次进攻辽国，也属于深入敌境，被坚壁清野，然后各个击破的，只不过这次是辽军深入了宋境。北宋名将杨延朗（杨业之子，杨六郎）上疏，建议“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这个意见非常正确。
但辽国毕竟有20万，兔子急了还会咬人，要歼灭或者打败二十万，没那么容易。同样的，辽国，能不能打胜仗，能不能全身而退，萧太后心里没底。打仗，不虑胜，要先虑败。最后双方和平收场，辽国体面撤兵，宋军不掩杀，双方的决策者都会长松一口气。
渊之盟不是城下之盟
有人提起渊之盟，老说宋朝软弱，签了城下之盟。实际上，渊之盟并非城下之盟，相反在州宋军士气正旺，占据一定优势，还射杀了辽军主将萧挞凛。辽国更希望和谈，辽国通过宋朝的一个降将转达了和谈之意，相当于辽国求和。
城下之盟，肯定是不平等条约，但渊之盟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条约，主要条款如下：
- 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 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瀛、莫二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 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 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这4条，3条都是完全平等的，第3条宋朝要给辽国岁币30万，被认为宋朝要向辽国纳贡，认为是宋朝打不过辽国，花钱买和平了，甚至说是称臣了，都不客观的。实际上这30万只是辽国认为是瓦桥关南十个县的赋税收入，本来是辽国应得的，现在被宋国占了，宋国应该把应得的赋税交还辽国。
签订合约之后，双方不再言兵事，宋朝裁撤了边关重镇，减少了大量军事支出，也有助于发展经济，恢复生产，从这一点上也是更值得。
渊之盟唯一的问题就是打破了中原王朝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不得不承认一个平等的兄弟之国存在，儒家士大夫接受不了。这也是随后宋真宗要封禅泰山，借助道教来解释不追求天下一统的原因。
历史上有哪些决定历史走向的战役
四渡赤水战役是改变历史走向的战役。
一，他是长征以来，红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五次反国剿失败后，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接连打败仗，湘江一战，损失惨重，红军一下子锐减到3万多人，一线指挥员对李德的指挥怨声载道，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四渡赤水，在毛的正确领导下，转败为胜，极大地坚定了红军官兵的革命信念，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二、摆脱了国民党重兵的围追，杀出了一条北上的血路。长征是艰辛的，天上有敌人的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有国民党中央军、把方军阀40万大军的围追，红军官兵缺衣断粮，武器落后，一路边走边打，死里逃生。四渡赤水，捷报频传，打娄山关，占遵义，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分不清红军主力的意向，而后巧渡江，飞夺泸定桥，顺利北上，把40万国民党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三，奠定了的领导地位。四渡赤水，充分展现了用兵如神的军事指挥战略和才能，事实证明，按的决策指示办，红军就能打胜仗，按的战略意图办，革命就会有前途，有希望，从而更加巩固了的领导地位。
